献血次数有上限么? 深圳高敏从1997年11月第一次献血到现在,26年献血450次,年均达到了16次以上。 这个数字听上去很不科学。但是她说:“质疑的人只是不了解献血的实际情况和价值。我坚持献血是因为身体健康,且愿意通过献血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” 高敏是国内献血次数最多的人之一,现年58岁的她,面色红润、步伐有力,当她话语铿锵、目光坚定地讲出上面这段话时,满满的都是说服力。
2024年5月6日,高敏平生第450次坐到采血机旁,从容地伸出了手臂......
高敏献血,圆的是儿时的“英雄梦”。 齐鲁大地的广袤沃野造就了这个山东女子的豁达和侠义,军人父亲口中的战友,母亲口中的穆桂英、花木兰,革命电影中的董存瑞、黄继光,汇聚成了她心中的英雄。 1997年,她从老家济南到深圳帮妹妹照看孩子,一次出门逛街时,看到了路边的献血车,就想:通过无偿献血,自己这样的普通人,也能救人。 从此,她就养成了定期献血的习惯。 26年,从起初捐献全血,到一年12次捐献单采血小板,再到一年24次捐献单采血小板,献血已经成为高敏的生活日常。
单采血小板成分纯度高、治疗效果好,捐献者的身体恢复也快,这是高敏敢于高频次献血的原因,只不过,她把这个频次用到了极限。 能坚持26年献血,需要个好身体,有医生问她饮食密码,她说没有。 高敏的生活极其质朴。 吃饭不挑,大葱馒头蘸酱就是她的最爱。 穿衣不挑,“白色义工T恤+牛仔裤”是标配。 出行不挑,大多依靠公交、地铁和步行,只有在夜里12点以后和紧急情况下,才会选择打车。
因为,除了“献血达人”,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。这个身份,让她永远步履匆匆,永远在奔波,腾不出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些生活琐屑上。
高敏是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。 急救室、重症监护室、太平间、殡仪馆,都是她辗转奔波的地方。出门时,她总是背负着一个沉沉下坠的大双肩,胳膊上还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质手提袋。两个袋子加起来的重量将近50斤,里面装的是人体器官捐献要用到的所有资料。她要保证,任何一份表格,能第一时间拿出来。 因为,“万一哪一项资料准备不及时,时间一拖,捐献者的器官可能就衰竭了。”
▲高敏后背,总是掖着一条用来吸汗的毛巾
对器官捐献而言,逝者心跳停止后的每一秒都很关键。心脏允许热缺血的时间为3-4分,肝脏为5-8分,肾脏是30分、骨和眼角膜为24小时。心跳停止后5分钟内不进行手术,器官因缺血缺氧将造成严重损伤,不再具备移植条件。
她做的是连接生死的工作,生者和逝者的嘱托都压在肩上,容不得半点迟疑。 所以,她手机从不关机,即便回家,也永远保持可以出门的状态。每次接起电话,都可能是在宣告一个生命的逝去,然后高敏就会连续数天、不分昼夜的连轴忙碌。
▲高敏在安慰捐献者的家人
协调工作并不总是顺利,有时老人病重提出捐献,儿女不同意;有些本人和家属都愿意,但亲戚不同意;有些家属总是在反反复复,手续办完了,移植手术都准备好了,一个电话打过来说“我们不捐了”。 在所有直系亲属完全达成共识同意捐赠后,高敏就要协助他们办理各种手续,同时,还要跟警方、街道、医院、医学院、殡仪馆等不同单位提前沟通,安排好捐献前后的各种工作。
机缘巧合,让高敏成为国内首个器官捐献协调员。 2005年9月2日,她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值班,接到了一个非常急迫的电话:“我女儿叫金省,18岁,因为车祸,医生说没有生还希望了,我不想让她白白离去,我想把她的器官留下来,救别人……”
当时国内的捐献一般仅限于眼角膜,心脏、肾脏、肝脏等器官捐献,大家都知之甚少。
高敏决定试试,她从血站的医生问起,辗转咨询了无数个医生,联系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忠华教授。
最终,这个18岁女孩的生命,拯救了3个少年,还让4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。无意间,高敏促成了我国首例无偿多器官捐献案例。
▲医务工作者向捐献者致敬默哀
这次经历,让高敏深刻理解并认识到了器官捐献的意义和力量。2007年,她正式成为了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,也是国内首个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十几年从事器官捐献协调,高敏经历过几百次生离死别,死亡在她眼中渐渐变得超然。常常令她惊叹的,反倒是人们面对死亡时表现出来的豁达以及高尚。 丁思成,深圳第一例由未成年人提出的亲人遗体器官捐赠事例的主人公。 2011年的夏天,丁思成的母亲殷小利突发性脑出血后脑死亡。这是一个单亲家庭,母子二人在深圳相依为命,母亲曾与他谈起身后捐献器官的想法。 13岁的少年坚持要完成母亲的愿望,他劝说一时无法接受的舅舅,“器官捐献出来,移植到别人身上能成活的话,那就像她还活在世上一样。”
母亲捐出1个肝脏、2个肾脏、2只眼角膜和4块半月板,救了3个人的生命,让11名病人受益。 对丁思成来说,母亲的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,真真切切地留在了这个世界上。那11个陌生的生命代替了母亲,在茫茫人海中,给了他无声无形的陪伴和鼓励。而高敏也像母亲一样,时常给予他有形的温暖。
▲高敏至今仍是思成生活的灯塔
一位90岁的老太太找到高敏提出捐献意愿。老人27岁做完心脏手术,医生就下了“术后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”的结论,活到九十,老人觉得自己“多赚了60多年”。
有段时间,老人的子女反对她身后捐赠。她打电话给高敏,决定“临终前找个地方躲起来,不让孩子发现,再通知你们来接我。”
尽管老太太的提议完全行不通,高敏还是被这个奇思妙想逗乐了,“她对死亡非常坦然”。
▲2017年,91岁的抗日老战士许忠诚和84岁的老伴杜翠莲一起登记遗体器官捐献。
高敏个性坚韧、刚强,又不乏女性的柔软。她的安抚总能给逝者亲人最有力的支撑,同时,又是最温暖的依靠。所以,她成了很多捐赠人和家属唯一愿意信赖和托付的人。 高敏曾经服务过一位捐献者,他的儿子此前去世时就是她协助办理的捐献手续。10年后,他本人因为肝癌晚期、已无法治愈,因此也选择捐献器官,家人也都达成了共识、同意捐献。“因为是肝癌晚期,他的身体很肿很重,后面寿衣买什么样的他家人都会问我。”到了换寿衣的时候,按照他们的风俗,家里人不能换,他们请求高敏帮忙。
“上下15件衣服,我一个人给他穿好。擦洗身体、穿衣服、整理妆容,让他有尊严地走。”后来,高敏也一直跟他们保持着联系,包括后来这位捐献者妻子去世,也是由她协助办理捐献。
中国人对死亡向来避讳,“人走后要留个全身”是多数人信奉的观念。 2023年8月,高敏的父亲高连云突发心功能衰竭去世。她忘不了最后那天的情景。在她家小小的客厅里,父亲安详地躺在沙发上。母亲和妹妹在一旁签署眼角膜和遗体捐献的资料,自己做着协调工作。
高敏父亲是个非常传统的北方汉子,他曾一直都坚持人死后要“入土为安”。但是,常听女儿说捐献者的故事、看媒体报道,父亲的思想开始转变,“他说‘哪里的黄土不埋人’的时候,我就知道他想通了”。后来母亲故意问他“她现在做的工作你支不支持”,他说,别人能做到,我也能。
▲高敏为父亲办理捐献手续
哽咽、沉默,高敏几乎难以用清晰的话语描述当时的感受:“自己曾经崇拜的、神一样的……在我们家父亲就像天一样,突然就……自己崇拜的偶像,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呢……他怎么会那么安静地躺在那里……” 这位深圳最早一批的建设者,最终以“深圳市第694位无偿捐赠遗体者”的新身份留在了深圳。
▲高敏父亲的照片
父亲行动上的支持和那些捐赠者的信任一样,像灯塔般照亮高敏前进的方向,是她把这份志愿性质的工作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。
17年来,高敏已经成功协调遗体捐献600多例,器官捐献400余例,眼角膜捐献近千例…… 她曾经协调过歌手姚贝娜的器官捐献,姚贝娜那首《心火》最能体现高敏的心声:宁可壮烈地闪烁,不要平淡地沉默,因为曾去日无多,才懂我想成为的我。捧着心,面对火,害怕却不退缩。狠下心,蹚过火,重生在缝补过的躯壳…… 高敏充满热情地为这份工作奔跑着。
今天,6月14日——世界献血者日,当之无愧是高敏的节日;而刚刚过去的6月11日——中国器官捐献日,也是她的节日。 献血,是她用自己的热血在拯救生命;器官捐献协调,则是打开了生命与更多生命链接的通道。两者,都是生命延伸的另一种方式,都是缘于对生命的热爱和渴望。
建辉慈善基金会在深圳市的合作团队在了解核实高敏的情况后,提交了这一线索。建辉慈善基金会评审委员会经过评审,于2021年8月将她评定为致敬人物。希望善良的她收到一份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回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