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过繁华的闹市，远远望见掩映在绿荫背后的“幸福小院”，恍若桃花源。

70岁的李全志家住蜀山区，到幸福小院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，往返就是将近3个小时。风雨无阻奔波了好几年，每次来，他依然会充满期待。

你看，刚到门口，已经有孩子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脚步声，正上着课就跑出来为他拉开铁门，扑进怀里欢快地叫“爷爷”。

头发花白的李全志笑起来温柔和蔼，听着此起彼伏的“爷爷”“爷爷”......眼里、心里，豁然就明亮了。一人一世界的孤独症孩子，能和他建立如此紧密的情感连接，可想而知李全志付出了多少耐心和真诚。

小院不小，除了不同功能的教室、宿舍，还有一个200平米的院子，目前有28个孩子在这里生活和学习，年龄在4-24岁之间，大多是中重度孩子。

李全志退休前曾在合肥市残联任职，也是合肥市孤独症康复协会首任会长，在职期间，他帮助过成千上百户家庭争取政策优待、链接康复资源、长期跟踪帮扶。2015年退休后，还是放不下他们。

他曾痛心于，很多“星孩”的父母因为知识壁垒，误以为孩子只是性格不好，错过了治疗黄金期；也看到过，一个个本就贫穷的家庭因为高昂的治疗费用而陷入困顿。

“我工作时间长一点，对政策了解全一点，长期和这些家庭接触，总感觉还有余力帮助他们，让家长少走些弯路。”

2017年李全志注册组建了幸福小院，主要服务社区残障人士，经过两年的探索，2019年，开始系统性地疗愈孤独症儿童。

▲端午节，老师、家长、孩子们在一起聚餐

“只要我们正确干预，为他们和这个社会搭起一座桥梁，他们就能积极地向我们走来。”

孩子们白天在幸福小院上课，晚上就带回家照顾，24小时进行课程干预，关注他们的情绪成长和状态。

那时，韦霞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要照顾：“我把我的女儿也放到幸福小院里，跟这群孩子一起上课、生活。”

韦霞的两个女儿活泼好动，都是普通孩子，和这群孤独症孩子同吃同住同学。“我二女儿到现在还以为我带的四个孤独症小孩是她的亲生哥哥、姐姐。”

3年的住家教育，韦霞带的4个孩子都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
原先一个女孩完全不说话，没有眼神交流，还有饮食障碍，现在却会开口说话，还会主动给父母做饭吃。

幸福小院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施行“家庭式社会化”，参照普通家庭兄弟姐妹的成长模式，大孩子带小孩子，能力强的带能力弱的。

在这里，“生活就是干预，干预就是生活”，对孩子们的教育重心，更偏向于学习走路、购物、做饭、洗衣服等生活技能。

比如，小院的每一顿午餐，都是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做的。择菜、炒菜、洗碗，大孩子动手，小孩子就在一旁仿学。现在，好几个孩子切土豆、切冬瓜、倒油、炒菜都很拿手；有人炒菜，就有人刷碗、做餐后整理，合作意识也提升了。

平时，他们也会参与小区的志愿活动。小院对内规范孩子们的行为；对外创造自身价值。比如帮老人提东西，帮社区打扫卫生等，赢得了居民的认可，还有居民经常给孩子们送来食品、水果，用品用具和陪伴孩子。

每一次外出，都是对孩子们进行的情景式教育。带孩子出去，到不同的地方感受环境的变化，如果外界环境是友好的，他们也会打开心结，更多关注外面的世界，得到成长。

到现在，先后已经有五十多名孩子加入小院，学习、成长、成年，然后离开。每次分别，都会让李全志忧心忡忡。

每个走出小院的孩子都有了很大进步，但是，孤独症无法治愈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和接纳也远远不够。当父母老去，他们该怎么办？这是摆在每个孤独症家庭面前的终极之问。

其实，相当一部分轻度、中度患者是能够掌握就业技能的，行为刻板的特点反而促成了他们严格遵照程序、一丝不苟完成任务的优势。幸福小院带孩子们外出时，会嘱咐他们手拉手，别松开，孩子们都会严格执行，绝对不会走丢一个。

▲孩子们外出，自我管控能力很强

解决大龄孤独症的出路问题，李全志的设想是，在合肥周边找个闲置村落，加以维修改造，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可以真正实现自力更生的幸福村。

在他的规划中，幸福村应该是松散型、家庭化的。父母和孩子一起住进来，互相扶助。

幸福村里要有农场、洗车房等工作场所。为了造血，还可以开门纳客，对外开展团建、农业观光采摘、烘焙等活动，如果资金足、人气旺，还可以做民宿、非遗产品的制作和销售等。

这个村子没有围墙，更多的是把孩子们的优势用起来，给他们提供一个发挥自身价值的平台，让他们走向大自然，走向生活。

“这事急不得，要想办法把这些问题解决掉，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了。”幸福村的创建需要协调整合大量资源，距离实现还很遥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