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舒城县春蕾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，总守着一个特别的门卫：爱穿干净的白色上衣，逢人就憨憨一笑，已经30多岁了，眼神却还纯粹得像个少年。
他是校长胡道余的儿子，也是这所康复中心诞生的起因，眼底那份不染的天真，其实是唐氏综合征赋予的特质。
为给儿子求医，胡道余曾历尽坎坷，也正是那段在黑暗中摸索的日子，让他下定决心：倾其所有，办一家康复中心。他不想让其他特殊儿童家庭，重复自己走过的弯路；更不想让那些“不一样的孩子”，错过被看见、被滋养的可能。
如今，春蕾康复中心已经走过 15 个春秋，900 多个特殊天使在这里接受过公益性康复训练。这些孩子，或许永远无法像普通孩子一样“痊愈”，但每一次笨拙的发音、每一个自主的动作、每一回主动的微笑，都是在一点点改写着命运。
胡道余的脸上，带着皖中农民特有的质朴——圆脸膛、黑皮肤，眉宇间藏着不服输的执拗。1969年，他生于舒城县棠树乡三拐村。长大后跳出农门学了医，没留在城市，反而回到乡村，在与老家隔湖相望的双河镇白洋村开了家诊所。
胡道余和朱自清夫妇
在这里，他认识了爱人朱自清，婚后的日子平静地像村前的湖水。1994年，儿子洋洋的出生，本该给这个家添上最甜的一笔，可胡道余看着襁褓中的孩子，心里却隐隐发慌：“孩子的眼距，好像宽得不太正常。”
六个月大时，洋洋还不会抬头。胡道余带他到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做了详细检查，诊断结果让他眼前一黑——唐氏综合征，一种先天性智力和发育障碍疾病，终生无法治愈。
从洋洋四岁起，胡道余就开始自己为儿子做康复训练
“孩子不能就这么毁了！”胡道余的牛劲儿上来了，他和妻子一商量，关掉诊所，揣着积蓄，踏上了辗转崎岖的求医路。
南京、北京、广州...... 夫妻俩一边在陌生的城市打零工糊口，一边带着孩子跑遍了各大医院。直到洋洋四岁时，一位大夫的话才给了他们一丝微光：“现在还不能确定智力低下的程度，要等到14周岁。”
抱着这份希望，胡道余带着孩子回了家，自己琢磨起康复训练。洋洋四岁还不会走路，胡道余就用布带拴着他的腰，弯着腰一步步引导。孩子摔了，就忍着心疼扶起来，再教一次。半年后，洋洋终于可以扶着椅子慢慢挪步了。
洋洋7岁那年，已经能独立行走，原本暴躁的脾气也温和了不少，胡道余盼着儿子能像普通孩子一样上学。
但是，进了当地小学，洋洋无法遵守课堂秩序，常常突然站起来乱跑，没几天就不得不退学。后来，听说舒城县聋哑学校接收特殊孩子，他把儿子送过去，可洋洋和聋哑孩子们格格不入，又一次退了学。
2004 年，女儿的出生给这个疲惫的家庭带来了一些慰藉 —— 孩子一切正常。心中略宽的胡道余找到了安徽省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，却被告知：“只收0—7岁的孩子。”直到2005年，他才终于联系上合肥市一家愿意接收洋洋的学校。为了陪孩子，胡道余在学校附近一家药房打工，妻子朱自清则全天守在学校。
奔跑中的洋洋
仅仅一年，奇迹就悄悄发生了：洋洋不但能坐得住，生活还能简单自理，交流感知能力也有了很大进步。2008 年，洋洋参加安徽省第二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斩获一银一铜两枚奖牌。
看着儿子捧起奖牌的模样，夫妻二人热泪盈眶，多年的苦，终于有了甜。
辗转艰难的求学和康复经历，让胡道余深刻体会到特殊儿童家庭的痛苦和煎熬。
2009年，他粗略统计了一下，光是老家棠树乡，就有6名和儿子相似的残障孩子。有的家长因为不懂，干脆放弃治疗，把孩子关在屋里；有的想治，却找不到门路，眼睁睁错过最佳康复期。那时的六安市，连一家专门的特殊儿童康复机构都没有。
胡道余萌生了一个念头：“我要办一所康复中心，担当起这份责任。”这是一个家人都无法理解的想法：多年为儿子治病，家财已经耗尽；父母年迈，需要赡养；妻子忧劳成疾、体弱多病；儿子需要特殊照顾，女儿还小……
“你知道我们的苦，我们的难。你想，舒城还有多少像我们儿子一样的孩子，我们能用自己的经历和能力帮帮他们啊。”胡道余拉着妻子的手，说服了她。
夫妻俩说干就干：把自家唯一的房子卖了，凑了几万块；又咬牙退掉了给女儿买的教育保险；还挨家挨户找亲戚朋友借钱，东拼西凑凑了十余万。2010 年 6 月，以胡道余个人名义注册的舒城县春蕾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，终于在三间狭小的民房里揭牌了。
没做任何宣传，但中心一开业，就有家长带着孩子闻讯而来。
可真正接手这些孩子，胡道余和妻子才发现，挑战远远大于想象。有的孩子见人就扑上来又打又咬，有的躲在墙角一言不发，有的一见父母离开就哭到撕心裂肺……有个姓张的孤独症女孩，动不动就脱鞋打人，打不到就用头撞墙。为了护着孩子，胡道余总是冲在前面，后背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也不吭声。还有个姓吴的智力障碍孩子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常常在教室里大小便。朱自清从不嫌脏，每次都亲自为他洗澡、换衣。
孤独症儿童在用经颅磁治疗仪治疗
“孩子来了就是责任，孩子不消停，我们也不能消停。”胡道余说。每天凌晨四点，夫妻俩就起床，烧开水、煮早饭、洗衣服；天亮后，挨个叫醒全托的孩子，帮他们刷牙、洗脸、喂饭；送孩子们上课后，朱自清再匆匆去菜市场买菜；最难熬的是晚上，有几个孩子总是不肯上床，跑来跳去，要追着哄；好不容易躺下，半夜两点多还得起来叫孩子们小便，免得尿床。
“一天工作20个小时。”长期连轴转，让朱自清的身体垮了。2009 年，她查出了甲状腺腺瘤，可因为没人替手，硬是拖到 2012 年才去做了手术。
对胡道余夫妇来说，身体的疲惫只是小事，真正压得人喘不过气的，是康复中心的 “生存危机”。
资金短缺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剑。中心每年房租要 3.5 万元，老师工资近 10 万元，再加上孩子们的伙食费、水电费、教学用具费，一年开支不下20 万元。可从创办那天起，胡道余就坚持 “免费教学”—— 他知道这些家庭的难处，不忍心再收一分钱。
为了凑钱，他成了 “化缘的人”：打印厚厚的求助信，跑遍当地的企业和单位；逢人就说康复中心的事，希望能拉到一点赞助。可大多数时候，都是碰壁而归。
每个自闭症儿童进学校都会建立档案
师资短缺则是另一座大山。特殊教育的老师，不仅要懂专业康复知识，更要耐得住性子、有爱心 —— 要教孩子吃饭穿衣，要应对孩子的突发脾气，要记录每个孩子的大小便情况，制定专属训练计划。可中心能给的薪水微薄，很多老师来了没几天就走了。有一次，胡道余为了招老师，连续几天往返于舒城和南京之间，跑断了腿，也没招到一个人。
夜深人静时，夫妻俩躺在简陋的宿舍里，常常辗转难眠。“何苦呢？”“值得吗？” 这样的念头会冒出来，可只要第二天闹钟一响，看到孩子们的进步，所有的犹豫又都烟消云散。
孤独症患儿浩浩，在这里学会了与人交流，后来顺利进入幼儿园；智力障碍的宣宣，不仅学会了写字，还能唱歌跳舞；曾经暴躁易怒、爱砸东西的小杰，现在能流利地背诵唐诗和《三字经》…… 这些细碎的进步，像星光一样，渐渐照亮了康复中心的每一个角落。
康复中心的操场上总是充满欢乐
慢慢地，这份坚守被更多人看到了。2015 年起，当地政府开始为中心拨付资金，经济压力渐渐缓解；2020 年，建辉基金会加入进来，捐助的资金不仅改善了中心的环境，还让老师们的薪水有了保障。
龙鼓表演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是康复中心孩子们的保留节目
如今的春蕾康复中心，早已不是当初那间狭小的民房 —— 崭新的康复楼拔地而起，27 名教职员工各司其职，累计帮助900多名特殊儿童接受康复训练，其中 80 多名孩子成功融入普通校园，像正常孩子一样读书学习。
胡道余夫妇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 “最美父母”，曾候选“中国好人榜”，获得“安徽好人”、六安好人”等荣誉。
胡道余说，特殊儿童教育将是他终身的事业
“我太了解有残疾孩子的家庭，那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” 在一次分享会上，胡道余说得格外诚恳，“推己及人，我只想力所能及地点燃他们家庭的一点希望，给残障孩子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。”
15 年光阴，胡道余和朱自清依旧每天凌晨四点起床，忙碌到深夜。他们守着这所康复中心，守着那些曾被忽视的生命，用最朴实的行动，诠释着 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 的初心。在舒城的这片土地上，他们就像两盏温暖的灯，照亮了残障孩子们的未来，也照亮了更多人心中的善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