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岛市市北区春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的“车间”里，有一种井然有序的忙碌。

一桌员工给手提袋穿绳，一桌给包装盒刷浆糊，一桌给档案袋打孔，还有一桌员工负责把塑料发夹固定在包装上。

每个人都埋头干活、动作娴熟，如果不张口说话，根本就看不出来，他们其实大多都是智力残障人士。

在这里接受辅助就业和托管服务的一百多位残障人士，年龄从十八、九到五十多岁的都有，但是，在崔永兰眼里，他们无论大小，都是她呵护照顾的“孩子”，“孩子们”也都习惯了称呼她为“崔妈妈”。

这一声“妈妈”满含着沉甸甸的信赖和责任。

这儿的“孩子们”都已成年，但多数心智年龄只有七八岁，有些记忆力还不如两三岁的娃娃。常常是今天费了半天劲儿教会的活儿，晚上睡一觉，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

崔永兰选择最难培训、也最难管理的智力残障人士作为员工主力，是因为，他们最难接触到工作机会、也最需要帮助。她说：“因为我的经历，我能够感同身受他们的困难与自卑。”

崔永兰的童年交织着熊熊炉火和飞溅的铁花。

她是山东日照土生土长的的农家娃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就和哥哥成天跟着父亲“崔铁匠”走南闯北赶大集。 

小小的手把风箱拉得呼哧带喘，炉膛里火舌喷涌颤抖，打铁人的汗水滚滚而下，在充满节律之美的叮当声、和耀眼的火花中，一块块生铁渐渐重生，变成锄、斧、铲、耙……走向了广阔的生活。

崔永兰的人生也像打铁一样历经过千锤百炼。

尚未成年就因家庭变故辍学；17岁，成为一名织毯女工，手上的血泡一层又一层；成年后到青岛进了一家印刷厂，裁切、检字、排版、印刷、质检到最后打包，别人眼中单调乏味的工作，崔永兰却偷偷拿下了全套技能，一跃成为技术骨干。

然而，残酷的命运却在她春风得意的时候跳出来咬了她一口。

25岁那年，已经是车间主任的崔永兰替一名请假的工人赶工，机器却出了大故障。飞速运转的扒页机将她的左手手指一下子全部吃了进去，四根手指瞬间就被挤压得血肉模糊，摧骨噬心的疼痛过后， 风华正茂的女孩成了残疾人。

颓丧绝望时，她向恋人提出了分手。然而，他拒绝了。爱人的呵护是崔永兰那时最大的幸福和底气。

工厂突然关闭，又又又被逼入绝境的崔永兰坚韧得就像打不倒的小强，在爱人的支持下，决定自主创业。

买机器、租门头、接业务，短短几年，她就凭着真挚的态度、和过硬的质量，再次翻身，把小小的文印店扩大成了印刷厂。

人生跌宕起伏，崔永兰格外理解工作对于残障人士的意义。

她也曾因为残疾被人另眼相看过，她能理解那种无助。她希望自己，成为一个为残障人士的命运“造伞”的人。

起先，她只是招了一批聋哑残障人士进厂，2014年，在青岛市残联的支持下，把印刷厂扩建为春雨残疾人辅助就业中心，并把培训和工作的机会给了那些最难就业的智力残障人士，执着地想要改变智残人士只能终生“啃老”的宿命。

智残人士都有个通病：耐心有限，容易焦躁。

 一名二十八岁的智残青年犯有癫痫，动辄在家大发脾气，父母束手无策，便放任他蓬头垢面在街上流浪。“春雨中心”安排他在车间里折纸袋，因为连连失败，突然就大发雷霆，把未折的纸袋一个接一个撕得粉碎，然后气呼呼坐在凳子上喘粗气，感觉自己就是个大笨蛋。

 还有一个智力障碍青年失控动手打了指导老师，女老师受不了这份委屈，执意辞职。崔永兰三番五次耐心劝导，反复讲解帮助残障人士的意义，才最终留住了老师。

平常下班，智残人士坐公交，坐过站是常有的事儿，家里来电话追问：孩子为什么还没回家？崔永兰放下刚端起来的饭碗就赶快出门四处找孩子。

“春雨中心”除了提供就业岗位，让孩子们自食其力外，还会“因材施教”，发掘他们的艺术天赋，教他们打鼓、弹钢琴、练书法、画画，丰富精神生活。

三十多岁的思思不仅智力低下，还有很多基础疾病，动手能力特别差，找不到适合的手工活。但她性格阳光，乐感很好，工作人员干脆放弃教她手工，转而培养她的才艺。“她弹钢琴很厉害，人也很单纯，是我捧在手心里才能长大的孩子。” 

萍萍的智力水平只有五六岁，天天沐浴在“春雨中心”的笑脸和褒奖中，渐渐学会了自我欣赏。一次她用毛笔写了一个“爹”字，告诉妈妈：“这是妈妈的爸爸。”养育了三十多年，第一次见女儿写字，妈妈激动得许久说不出话来。 

崔永兰还希望孩子们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能照亮别人，去养老院探望老人、制作工艺品义卖、参加城市义务劳动……近几年，她带着孩子们参加了上百次志愿公益活动。

“崔妈妈”今年53岁，依然干练、美丽、自信。

她的左手，手掌厚实、掌纹粗糙，食指被截掉了一半，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拇指更是只剩下了一个最下面的一个指节。

然而，这只粗糙残缺的手却不仅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，更为一百多个残障人士和家庭撑起了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