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海是死，不出海也是死。

1986年，老天不再眷顾勤劳勇敢的渔民们，一场空前的台风席卷涠洲岛东面，100多艘渔船被巨浪掀翻，数十条生命骤然离世，那片惨况沉沉压在每一个涠洲岛民的心上。

“不能再死人了。”33岁的陈光权站在废墟前，决心结束这场没有赢面的赌局。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觉得“疯了”的决定：他要在这片风急浪高的东岸，建一个能一次性容纳上百只渔船的避风港。

“路又不通，就你一个人，又没钱赚，傻子吗？”曾经有专家来考察过他指向的那片小沟岔，考虑到正对着风暴方向，施工难度太高放弃了。

专家都做不到的事，陈光权一个初中毕业的大小伙，又能做什么呢？嘲笑声和反对声不绝于耳，但这些杂音跟逝去的生命相比，太轻了。

陈光权心里有了定论：“试一试，万一呢？”

有人说他在不可能的事上浪费时间，可陈光权却是最会变通的人。

没有专业高效的挖掘机和铲车，他便自制牛车，拉着一把铁耙、一把铁铲，一副破破烂烂的纱手套，用着“笨方法”；海边石头撬完了，他就拉着牛车满岛绕，把建筑废料一点点挪过来。

这“犟驴”意思很明确：为了后代，为了千百个渔民的安全，就是废了这口牙，避风港他也必须修下去。

彼时的陈光权心里并不好过：建港口费时费力没有酬劳，嘘声多于掌声；家里靠妻子务农，有时甚至得赊账度日；父母离世前没能看到他做出成果，成了他心底抹不去的遗憾。

他不想再做“无用功”，索性带着妻儿搬到港口附近，日夜研究大海的脾性。他不仅要垒出能抵抗浪潮的石头之山，更要移走人们眼中的偏见之山。

试验几个月后，他终于摸到了门道——退潮时去挑沙排通河道，涨潮时借着水势搬运石头。

海水腐蚀后鞋子坏得很快，陈光权干脆赤脚上阵。他背上扛着石料，在粗糙的礁石上每走一步，都像踩在刀尖上；常年在潮湿的海边劳作，手脚关节受损严重，连刷牙洗脸都肿痛难忍。

三年过去，马拉港初现雏形，他心里满意极了。

1989年，好不容易垒起的堤坝，被台风一夜冲垮，一旁看着陈光权日日费心搬石料的人都几近崩溃：

“值得吗？太耗人了。”

可陈光权的回答，再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“值得的，重来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牙齿掉光了我都不怨。”

次日巡视完堤坝，陈光权又拉着老黄牛满岛找石料去了。春去秋来，牛累死了二十多头。

“不能让他一个人！”看着他的背影，岛民们坐不住了。渐渐的，有人送来热饭菜，有人农闲时来帮忙搬石头，有人默默把自家的废木料扛到港口边。

陈光权搬过的200万块石头，垒起的不仅是一座避风港，更是涠洲岛客家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堡垒——“轻霜打死单根草，狂风难毁万木林”的现实写照。

马拉港终于建成，百艘渔船在台风天也有了安心停靠的港湾。这是一个人用半生撬动的奇迹，也是一群人共同移出来的人定胜天之山。  

现在的陈光权已经73岁，嘴里一颗牙都不剩，双手指节因风湿已严重变形，仍坚守在义务守护马拉港的第一线。

来往的渔民每天都会见到他，穿着褪色的破旧衣裤，沿着港口深一脚浅一脚的缓慢巡逻。

以往，年轻的陈光权搬石头能用肩扛，用肚子顶，用腿撑，用头拱。可年老的陈光权只能用脚尖一寸一寸的将石头往里摁，试着让突出的巨石归位。

大家都能看出，他的脊背难以完全直立，也走得越来越慢了。

务农的工作落到了妻子和两个儿子身上，加上港口一年的收入，全家年收入也不超过一万元。一家人还租住在港口边一个墙皮裸露，几乎看不见什么电器的小房子里。

有人给他出主意：“马拉港都是你的，你把费用拉高点，不就不用这么辛苦了？”陈光权听后只是笑笑不说话，还是按照最低标准，仅收船只停泊费。

他忘不了马拉港最初的使命，是为了给渔船一个更近、更安全的港湾。说起未来，陈光权不担心自己跟妻子老到无法坚持劳作后，日子能否有保障，只担心若有更大的天灾，带走这个承载着数百人生计的避风港。

那时的他，还有力气再建一个吗？

造港的人，已经老了，当年伸出援手的岛民们，也终究要重新投入到各自的生活中去。

愚公老去，马拉港又将何去何从？

一个激流日夜拍打的港口，需要定期维护；石料仍会被海浪冲走，堤坝需要修补，日常巡视响应也需要人手。  

这一次，建辉希望“老愚公”知道：港口的那头有需要避风港的渔民，他的身后有我们。

2026年，深圳建辉慈善基金会通过致敬人物资助评审，以节日慰问的方式持续支持并守护他，与涠洲岛岛民一起，分担他扛在肩上多年的重担——  愚公不该只有一个人，行善者也不该只是在圣坛上供人仰望的故事，他们真实的困境，值得被看见。